【编者按】在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繁荣表象下的收入差距与社会不平等日益凸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张优远通过观察新加坡社会服务机构运作，详述社工在资源有限情况下需评估求助者是否展现“正确心态”的现实，以及这一过程对求助者尊严的损害。张优远指出，将尊严与经济生产力挂钩的社会价值观不仅影响低收入群体，也使每个人都面临尊严丧失的风险。作者呼吁建立一种不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普遍尊重，重新思考人类价值的本质，为当今不平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视角。本文摘自《不平等的样貌》（ (新加坡) 张优远著，杜嫣然 杨健伟译，东方出版社2025年3月版）第八章“尊严犹如洁净空气”。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刊发。
《不平等的样貌》， (新加坡) 张优远著，杜嫣然 杨健伟译，东方出版社2025年3月版。288页，59.80元
专门机构和人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主要把贫困归咎于个人，这也基本上符合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的个人主义伦理和有差异的应得性概念。社工按照机构的既定程序做事，而这些程序通常将个人的问题视为“心态”和“行为”的结果。社工的内心也有一部分认为，贫困源于态度和行为。他们明白当前状况不太可能有实质改善，但他们仍须为日常工作订立目标――因此会不自觉地寻找被援助者“心态”上的变化。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下工作――资源既是有限的，还取决于严苛的标准――提供服务的组织和人员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资源有限的理解框架下开展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自然地会寻找被援助者的“心态”展现出应得的迹象，以证明如此分配有限的资源是有道理的。此外，指导他们工作的程序也在正式化这种做法。这些做法都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解决贫困问题，应该通过改变当事者的态度、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联。
为了清楚说明这一点，我来描述一下求助者第一次走进家庭服务中心（Family Service Centre）的情况。首先，他们要通过所谓的“I&R”，也就是信息与转介服务（Information and Referral），又称为“接案”（Intake）。工作人员会接待并询问他们的基本信息，包括家人和家庭状况，例如他们与家庭成员的就业情况和收入，以及他们是否正在接受或曾经接受援助。工作人员也会了解他们来家庭服务中心的原因，以及如何适当地转介他们。如有必须深度介入的事件或问题，而且无法转介到其他组织，社工就会当即或在下一次会面时，绘制“家系图”（genogram）和“生态图”（ecogram），评估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他们和社区人员之间的互动关系。社工的角色是厘清个案与其他人的关联，找出他们可以运用哪些资源，以及他们可能符合资格的项目和计划。家系图和生态图也有助于了解求助者是否已经用尽所有其他选项，这是分析求助者是否具有“独立自强”的“正确心态”的最初衡量标准。
社工进行家访时会做进一步评估。由于自力更生和独立自强是机构的基本原则，因此社工的责任是寻找求助者这方面的迹象。首先，短期内有限的援助，代表求助者从寻求和获得援助的那一刻起，社工的任务从根本上就是努力让他们摆脱援助。援助并非长远之计，而是补丁式的、快速修补的，只足以让求助者暂时渡过短期难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工会急于寻找改变的迹象，看求助者是否往“自力更生”的方向前进。
一名社工如此描述他们的目标（和障碍）：
身为社工，我想，我们一直想做到助人自助，你懂的……这是终极的目标。因此，有时候当事者没有真正去努力，这会让人有点气馁（加粗部分是我想强调的）。
另一名社工则着重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必须从一开始就强调当事者应通过工作自力更生：
我很抱歉这么说，不过老实说，只有在你没手没脚时，政府才会帮你，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提供的帮助也只是够你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仅此而已。但如果你有手有脚，你最好还是找点工作做。而且今天即使你没手没脚了，你仍可以从事电话语音服务，做一些工作。你必须这样做。
在援助作为稀缺资源的背景下，社工也必须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这从各种方面都有体现。例如，在我与社工的交流中，很多人提到电视的事。他们告诉我，无论看上去多贫困――没钱买食物、付房租和付账单，但很多人的家里竟然有平板电视。他们说有些人会用分期付款来买电视，且可能会还不起分期账单。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买得起平板电视，要不你就是没有宣称的那么穷，不然就是更严重的问题，你的金钱观不正确。这并不是指社工会对求助者做出区分、形成差别待遇。但是，基于求助者在各个阶段都必须依赖于社工是否愿意联络不同机构，并安排额外家访来指导他们如何取得援助，社工对求助者的观感，如他们的积极程度、态度好坏，都难以避免地影响到社工为某求助者或家庭发声的程度。展现正确的“心态”可给社工多一点推动力，让社工为他们多出一点力。
根据社工的描述，大多数人的问题是深层且复杂的，因此很少人能在受到援助后情况立刻好转。但是，社会工作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案件进行审查和重新评估。这会发生什么呢？他们要找寻什么呢？如果要符合制度的期望，那机构审查时就会寻找改变，哪怕只是细微调整。在缺乏真正的改变的情况下，社工就只能从主观的角度去审视受助对象。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会寻找具有“正确心态”、愿意改变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看他们是否有找工作的意愿。
有个社工向我描述一名不想工作的妈妈，虽然她工作了就会有资格获得托儿中心的补贴。社工表示：
“他们要求财务上和各式各样的援助。但他们自身却没有真正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她对于求助者在接受援助后没有展现出正确的心态感到沮丧。她想看到的不必是脱胎换骨的改变，只需是“努力”的迹象。身为老师、教授，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沮丧，我们也常说希望学生不要只记住知识点，也要展现出认真学习、尝试理解材料上的内容的努力。但是我必须指出，与那些有很多年的时间可以证明自己且许多人学完一门课后知识就会增加的学生不同，受助对象不太可能在援助期结束后就“取得成功”――在经济状况上大幅改善。因此他们是否“努力”，就成为有没有改变的唯一标志。短暂的审查期使社工必须寻找这些标志，尽管他们明白援助的效果有限。
因此，虽然社工知晓求助者的问题深层而复杂，也同情求助者在找工作时遇到的各种挑战，但是社工所处的环境，让他们必须把重点放在求助者对自身问题的反应上。相较于强调贫困者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和限制，他们仍会经常回到审视求助者心态的问题上。以下的引述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
因为我都告诉我的当事者，你知道吗，依靠志愿福利团体容易，但是你必须想想，它们给你的钱并不多。学校零用钱是多少？小学生每个月55新加坡元、中学生每个月90新加坡元，你从我们这里得到100多新加坡元，你出去工作就有1000新加坡元。这多了几倍啊？你能养家，能存钱，还能给家人买东西。我的意思是，你从我们这里拿150新加坡元，拿两年，但你去工作可以得到800新加坡元，你会有更多钱，知道吗？有时候你必须让他们了解，如果去工作，收入会更多。而且若可以赚钱养家，就不用依赖志愿福利团体和政府的补助券。有时候他们并不这么认为。我的意思是有时候他们只是，我不知道，因为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这样，他们的父母也一直这么做，又或者他们的亲戚都这样，所以就变成常态。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没钱，我不会先想到要去找工作，而是去向家庭服务中心或者去政府求助。所以重要的是改变这种心态，让他们知道如果能够自力更生，就可以赚更多钱，而且你的小孩不会步你的后尘。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事情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重演。嗯，小孩辍学，你明白这循环的。嗯，我觉得要改变这些人的心态真的是一个挑战。（加粗部分是我想强调的）
社工知道援助稀缺且有限，因此会寻找当事者有没有尝试自力更生的迹象――主要是看工作意愿。如果当事者“不够努力”，他们会感到沮丧。由于心态、想法和价值观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发生大变化，持续发生的贫困问题则会被长期归咎于个人的心态，这就模糊了，甚至掩盖了福利政策的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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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里，我向各种听众演说了研究内容。我发现这种关于低收入者必须改变心态的想法在听众中根深蒂固。大众一般有如此认知，而公务员或政策制定者尤为明显。听到我谈论遇到的人多认真工作却仍遭遇绝望时，有些人会坚持把话题转移到那些“只是没有动力”自力更生的人，他们担心我对制度过度苛责，而不是给低收入者提供“动能”。他们希望我更多谈论这群人，要我建议如何“轻轻推动”他们以特定方式行事。他们想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才能“赋能”低收入者，让他们自力更生？
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它不是求助者的想法，而是相对有权有势的人的想法。是，权力并非一种心态，而是一种实质状态。掌权者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被赋能，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他们被赋能的感觉是实际拥有权力的结果，而非原因。一个人可以想――事实上，许多与我交谈的低收入者都这样想――“我可以做到，我要尽力”。但实际情况是，假使一个人缺乏力量――无法掌控时间、在劳务市场缺乏议价能力，或是无力与经理、老师、社工、房东、债主讨价还价，通过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并不会改变这些现实。
提及动机、正确的心态和主观能动性，这些都只是强力干扰，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其实贫困与不平等是相关联的。它们是转移注意力的手段，以避免承认贫困是在我们的体制中被不断再生产的。每次被问到这些问题，我都会想，这实在很讽刺，我们的确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这个体制是由人所创造的。而这些创造体制的人中有许多都认为低收入者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的心态。
尊严需求
在新加坡，申请经济援助是可耻的。这些项目很明确地被定义为是面向极少数人提供的特殊计划。根据世界各地的社会政策研究，我们得知某项目如果是例外的，而非普遍的，尤其当项目的目标对象是收入最低的群体，那加入项目就会伴随着耻辱。耻辱和尊严正好相反，它使人感到羞愧、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向社区关怀基金寻求帮助会令人感到羞愧，而领取育儿津贴不会。我看到有些人已经走投无路却坚持自己“还过得去”，告诉我宁可再想想其他办法也不愿去社会服务中心求助。
过程很重要。
以下是我归纳的一些有过求助经历的人说的不愿再寻求援助的原因：他们会从头问到尾，询问我各种私人问题。他们叫我带10份不同的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一个错误，我就得再去一次。我没时间做这些事，因为我要做事情、接孩子放学、煮饭、打扫卫生。我要在家陪孩子，我不希望他们像我一样误入歧途，而上次去到那里，工作人员只不过是叫我去找工作。最后，最重要的是，就算我什么都做对了，也符合资格，他们也就提供一点点援助，尽管我对此很感激，但这只能够帮助我渡过这次危机，却无法避免下一次危机来临。3个月后，6个月后，我必须又重新经历一次这些程序，这次我必须回答：为什么我的银行账户里有50新加坡元？我为提升收入做出什么努力？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学生托管中心？总是有没完没了的问题在等着我。
整个过程带来两方面的感受：第一，你不信任我，认为我想骗你。第二，你不了解我生活的全貌。你告诉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既不理解我，也不打算真正看见我。这样的过程会伤害个人的自尊、尊严感和价值感。我之前描绘的背景很重要。当一个原本应该是来帮助你的人，没有把你当成在生活中有着复杂问题的完整的人来看待了解，而是按清单不断提问，像审问犯人一样审问你，这会进一步加剧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尊严的感受。
有条件的尊严是什么样的？
某天早上，我在撰写本文时，看到了一系列由连氏基金会（Lien Foundation）委托制作的短片。这个项目名为“元気柿子”（Genki Kaki），邀请了两名年长的新加坡女性去日本，了解日本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做了什么。她们参观了“为老人设计的购物中心、餐厅、商店街、健身房，和在东京及其周边地区提供居住和日间托管的设施”。
这些短片让我深受感动，里面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组织为了照顾长者的需求而设计的各种空间和物品。在短片中，年轻人以平常而非居高临下的语气与老年人交谈，也诚挚地表达了对老年人的智慧和知识的重视。尊敬长者，让长者们感受到就算变老后也仍是社会的一员，长者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具有安全感和价值感――这些画面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心想：噢，原来这才是尊严真正的模样。
那时我意识到，我所描述的感受到受人尊敬、尊重、有价值的时刻，都是转瞬即逝的。我得到的尊重是有条件的，它来源于我在社会中具有经济生产力，而且相对较为富裕。这样的尊重和我身为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与生俱来的受尊重的权利没有任何关联。要获得尊重的条件性是很明显的，因为我看到，不具备类似条件的人得不到我能得到的尊重，而比我拥有更多权力和财富的人，他们看起来更被尊重。如果尊重的表现会因社会阶层而产生这么大的差别，我们还能否尊重人本身，而非他们的身份地位呢？
以狭隘的条件为基础的尊重容易失去。我认为这与相信每个人的内在价值和完整性所产生的相互尊重是迥然不同的。
此书是关于不平等和贫困的，它不只是关于贫困。我希望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可以努力让最贫困的成员脱离贫困，让他们能满足基本需求、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们可以改善援助分配制度，不要让求助者感到耻辱。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措施以解决低收入者所面临的问题。然而，当我在反思尊严这件事时，我发现这并非只是“他们的问题”。乍看之下，似乎尊严需求只会影响低收入者，但是如果进一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境况。只要我们身为人类的幸福和价值与经济上的生产力、收入、组织家庭的方式紧密相连，每个人都会有丧失尊严的风险。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没有人拥有与生俱来作为人的价值。
我在短片里看到的很可能不是日本生活的全貌，不过仍然让我们瞥见一种可能的理想生活样貌。它允许我们想象一种在不同生活条件下或是生活条件改变时仍然持久存在的尊重、价值感和尊严。这种尊严不会因为关联个人的经济生产力而总有过期的一天。这申明了我们作为人的价值。这种感觉与我们的现状很不同，但这看起来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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