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耳盗邻》：富人劫富，是犯罪，也是赎罪？

《掩耳盗邻》海报

在刚刚剧终的HBO美剧《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破产后的金融大亨，坐上离开泰国的船，告别在度假村的短暂逃避，回到美国面对现实。他将如何应付破产后的人生？或许美剧《掩耳盗邻》给出了答案。与其说《掩耳盗邻》是《白莲花度假村》的某种延续，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白莲花度假村》：一样是富人的纸醉金迷、暗流涌动和阶级矛盾，开头埋下匿名尸体的悬念，让观众不禁要问，这次又是哪个倒霉蛋死掉了？

与《白莲花度假村》不同，《掩耳盗邻》并不止于批判富人。它一边毫不留情地抨击富人，一边塑造“富人中的逆行者”。男主安德鲁库普是个矛盾复杂、亦邪亦正的人物：他是个不想努力只想赚快钱的盗窃犯，也是个有思考觉悟的劫富者；他有技巧和方法论，也有纲领和理论；他的目的是利己，不是济贫，却客观上促进了财富向下流动和再分配；他的行为不光彩，但他的受害者也是德不配位的败类。这种复杂性和道德上的模糊性，为角色增加了厚度。

哲学家式的小偷，来自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

富人犯罪主题，已有不少作品：根据“女版乔布斯”真实事件改编的《辍学生》，主角是富家女；富人是受害者的作品，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虚构安娜》，富人被骗得团团转；“坏人除害”主题有电影《周处除三害》，为民除害的坏人也“伟大”起来；以正义为目标、正念为导向、犯罪为手段的剧集，有2024年德国电视剧《正念谋杀》；关于顺遂人生在危机后彻底醒悟、反思重生的作品，有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而《掩耳盗邻》集结上述作品灵感，营造出更强烈的反差和讽刺。

《白莲花度假村》（上）和《掩耳盗邻》（下）中的金融精英家庭

在诸多文艺作品的呈现中，犯罪似乎也存在着某种鄙视链——富人犯罪，通常是更“高级”的高智商犯罪，如欺诈、洗钱、庞氏骗局、股票操纵、财务造假、贪污等，而明晃晃地抢劫杀人似乎只属于社会下层。但《掩耳盗邻》却讽刺了这种“鄙视链”：富豪精英的犯罪，也可以是小偷小摸的低级把戏：随手拎走一卷现金、牵走一只皮包、趁人不注意拿走一块手表。反差既刺眼，又很现实，战国时期《庄子胠箧》提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下至社会渣滓，上至统治阶级，获取资源的手段，无非盗窃。安德鲁库普的盗窃是个广泛隐喻：富人的财富，本就是这么来的。

《掩耳盗邻》讨论了一个不常见的主题：盗窃不因贫富差距，也非阶级矛盾，而是阶级内部矛盾。安德鲁库普的行窃，不是阶级斗争，是阶级内部斗争。电视剧开头，一个精明算计的金融精英形象，通过男主与女郎的调情被塑造出来。他不说甜言蜜语，像分析投资产品和期货那样，“颇有远见”地分析和女郎的当下和未来：当下吸引只因女郎恰好青春活力，而他恰有财富地位，以及20年的年龄差形成的阅历优势。“可10年后呢？我是个58岁老人，你才38岁，我的身体和社会优势不再，而你需要年轻情人，我会嫉妒吃醋，我们不会好过。”当女郎说她只想一夜情时，男主打消长期投资顾虑，转为即时消费，欣然答应。人际关系的物质化，自我与他人的工具化，都恰恰是男主角精英人格的写照。

安德鲁库普的前半生是高级打工皇帝的经典路径：毕业后在大公司当螺丝钉，按部就班结婚，住狭窄公寓，在经济收支平衡后迎来第一个孩子；贷款30年买第一套房后一夜返贫，继续努力赚钱，迎来二胎和第二套房贷款，然后再次身无分文。后事业迎来高峰，成为有房有车、生活优渥、下属前呼后拥的成功人士，从不想“何时才够”、“人生有何意义”。住在富人区带泳池大别墅时，达到巅峰，成为人生赢家。

金融大鳄道出的“真相”：别把平台当实力

在以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工作和头衔是一个人全部的身份定义。当男主失去工作，不仅他开始迷茫，连屏幕前的你也想问：一个失业的金融大亨，究竟算什么？与失去收入相比，失业带来的更大打击是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往何处去？基于过去身份的社会关系地动山摇，需要重新建构和识别自我身份，是失业带来的真正危机。

剧中揭示的另一个真相是：并不存在统一的“富人”，富人是高度异质化群体，自然也存在鄙视链。男主既成功，又不够成功，与业内大佬比，他是高级打工仔。在有产阶级中，男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的财富让他与绝大多数观众拉开遥远距离；但他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豪强，在上层社会鄙视链中依旧是弱小个体，仿佛离普通观众并不遥远。

一场大型财富解构

《掩耳盗邻》是个财富解构与阶级解构的故事。用5分钟交代金融精英的建构过程，再用9集9小时长度分析财富的解构过程，以抽丝剥茧式的手术，解剖有产阶级，库普也在此过程中完成自我解剖。

每次行窃时，库普会在脑中回放商品广告

失业后，库普开始反思“拜物”。面对偷窃物时，他脑海中会自动回放产品目录，本质是废铜烂铁的东西，总能蛊惑买家。典型代表是他的玛莎拉蒂轿车，后车盖在车辆启动时，总是自动打开，看起来很炫，可当他再也无暇炫富、只想驾驶一辆实用交通工具时，自动开门的后车盖就是个累赘。曾经隐喻财富和地位的豪车，既是荣耀，也是监狱。此外，在盗窃的过程中，库普看到人们，甚至动物对物的贪婪是何其荒诞。当库普试图偷走爱马仕包时，意外撞到看家犬，无论跳墙还是拳打脚踢，都无法摆脱恶犬的撕咬，可一旦把爱马仕包扔过去，恶犬就立马安静下来，叼走爱马仕，放过小偷。恋物癖何止人类，连狗都能为了一个皮包，疏忽看家本职。

比喻钱如粪土的马桶

本剧更是以讽刺的口吻揭露有产阶级的弱点：富人区严密的安保系统，让他们疏忽房屋安全、不记得关门；习惯与同圈层富人拉帮结伙、拼关系，失去对人的警惕。过剩的财富，自带易盗体质：豪宅太大，以至于无法顾及一些空间角落；财富太多，以至于忘记其中部分的存在；毫无用处的奢侈品囤积，日常根本用不上，即使丢失也不会被发现。第三集的派对聚会，揭示了奢侈品的反噬性：有人炫耀价值3万美元的智能马桶，却被醉酒宾客吐满污秽物。当马桶不被用来发挥清洁功能，而被当成供人观赏的花瓶时，拥有者将为此付出代价：呕吐物袭来，却没有下水道可供冲洗，只能自己承担清理污秽的代价。

存在主义式盗窃

男主金融再就业失败，固然与其“咖位不够”有关，但更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这也是本剧最精彩的部分。库普看透金融界的尔虞我诈，不想再被盘剥；偷窃操作容易，来钱快，不妨一试。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盗窃最吸引库普的，是他在其中找到了存在感和意义感。尽管库普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但若把盗窃仅仅视为一条更好的敛财之道，就低估了库普的觉悟。库普盗窃的动机，既天真简单，又深邃迷人，与其说是见钱眼开，不如说是对金钱体制的深恶痛绝和主动反击。偷窃是他挖苦破坏上流社会的手段，他想羞辱富人，也想粉碎那个曾经执迷不悟的自己。库普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他不能忍受生活质量下降，急需用钱；可他又不那么在乎钱，否则不会拒绝金融界抛来的再就业Offer。

《掩耳盗邻》剧照

男主陷入家庭、经济与身份的全面危机后，开始觉醒。在世俗层面，男主失败了，但在宗教层面，男主从此“开悟”。佛教中的觉悟或觉知，指人开始察觉，过往人生不过是执迷不悟，是执着和挂碍的迷妄，是自以为是的愚痴。男主世俗的失败，成就了佛教中所说的启示开悟。库普的“开悟”，是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起初，他出于自私，为个人及家庭享乐而偷窃，比如从富人家窃走一小卷现金；然后，他从偷窃中满足了偷窥欲，兴奋于发现邻居偷情、出轨、违法和洗钱的秘密；之后，他又享受起“偷感”带来的幸灾乐祸和愚弄别人的乐趣，比如当他偷完富豪阿毕的手表，回到网球赛时，心中暗爽道：“不仅阿毕的女儿被我女儿在网球场上打败，阿毕还不声不吭地给了我6万美金而不自知，这种感觉真好。”后来，他觉察到富人的虚妄罪恶，比如当他参观老钱的豪宅时，他默念其为“贱人”，德不配位，随手拿走一块手表以示报复。再后来，他觉悟到过去的自己也是“贱人”，二手奢侈品店老板说：“金融男，从不买卖实物，定价全靠一张嘴。你并不理解市场，却以为自己能讨价还价，这不精明，这是愚蠢。”

《掩耳盗邻》剧照

盗窃让库普找到了存在主义式的意义感。他前半生虽顺风顺水，其实只是按标准走流程打卡，被社会齿轮磨平了思考能力，看似活得精彩，又从未活过。失业让他从物质过载的人生中解脱，睁眼看自己：我究竟是谁，想做什么，为何活着。参观富豪的豪宅，也是重新审视自己的阶层，扒开看自己；寻找财物的过程，也是剖析自我的过程。盗窃让他重生，在因失业而失重的人生中，重新找到支点和存在价值。

黑泽明电影《生之欲》

《掩耳盗邻》与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相通，都是围绕男主的独角戏。《生之欲》的主角渡边是个公务员，一辈子战战兢兢、畏首畏尾，如同木乃伊，“虽全勤工作三十年，渡边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他工作的唯一目的是保住工作，而保住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这也是库普金融精英生涯的写照。癌症让渡边重新活了一次，正如同被解雇也让库普获得重生。

库普是个哲学家式小偷，盗窃于他而言，不仅是来钱方法，也是人生仪式。他的快乐，并非源自偷来的财物，你甚至在剧中看不到他从财富中获得什么快乐，他反倒对奢侈品嗤之以鼻。他的愉悦在于自我说服，他对偷窃的动机、对象和未来都有觉察和思考，形成一种自洽式的盗窃，把盗窃变成建构自我存在的锚点。

犯罪自洽与另类赎罪

这种建构体现在库普在盗窃过程中升级的认知和觉悟力，他从最初满足私欲的阶段，逐渐上升到自我反思醒悟阶段，再到“利他主义”、“惠及他人”的更高境界。盗窃为库普的社会认知，辟开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他得以与过去不可能接触的群体，产生密切互动。通过盗窃，库普跨越了阶级藩篱，打开了阶层向下的大门。

偷渡客女佣及其代表的美国底层群体，颠覆了库普的正义观和财富观。他与NBA篮球明星家的女佣，进行了一场关于“正义”的辩论。库普得知女佣在雇主家偷窃，就问：“想致富，可以走正道，何必当小偷，走捷径？”女佣反问：“如果不存在正道呢？我见过女佣做到70岁的，她得到什么了？见得多了以后我终于明白，不走捷径，比犯罪更罪恶。”屋主NBA球星打球固然不易，但女佣通勤几个小时、趴在地上打扫球星的屎尿垃圾，她的努力哪点比球星少？为何球星在球场上蹦跶，就能身价过亿，而女佣匍匐在地，却只拿最低时薪？女佣的财富观，是在观察过富人财富积累过程后形成的，她也怂恿亲戚加入盗窃团伙：“生活中没有应得，全靠谈判争取。”

《掩耳盗邻》剧照

女佣认为“努力就有回报”、“赚钱走正道”是有产阶级给穷人设计的骗局，为的是让他们保持贫穷。她看透了骗局，也对抗了骗局。她的逻辑是：富人制造贫富差距和剥削才是原罪，偷点对富人无关痛痒的财物不是罪。她对偷窃感到自洽，没有丝毫负罪感，从富人家偷来财物救济穷苦家人和难民，是劫富济贫，是她的“正义”。

与女佣类似的另一个劳工群体——豪宅修理工，也以他们的方式，践行“公平正义观”，包括看人下菜的“宰富”和对富人提价的行为，尽管并不违法。比如女主人的别墅中生了飞蛾，请人清理，修理工报价高得离谱，“你可以不清理，但飞蛾只会更多”，修理工说。言外之意：既然住得起豪宅，就要承担代价，包括来自下位阶级的趁虚而入和宰割。

无产者女佣，把“劫富济贫”作为犯罪挡箭牌，践行她认为的正义和自洽。那么，作为有产阶级的库普，犯罪自洽来自哪里？富人劫富，是正义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资本主义会因自身矛盾爆发而发展灭亡。库普在金融界通过个人才智获得资源，却被高层占为己有，对他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即使再就业，他也躲不开被吃干抹净后、被一脚踢开的命运。资本是个巨大的机器，如果无产者是螺丝钉，库普这样的精英就是机器操作者，一旦资本机器运转，绞杀的不仅是螺丝钉，更会吞噬操作它的人。经历资本碾压后，库普滋生出对自身阶级的仇恨，也解释了他之后的行为选择：自私利己，不想离开他的阶级，但不屈服于资本欺压，具备自我批判意识和行动力；有“觉悟”但不彻底，不是“圣人”，不放弃偷盗和杀生，却以他的方式实践阶级惩罚，通过跨阶级合作，达到阶级向下兼容和劫富济贫效果，也为自己过去犯下的富人之罪赎罪。

奢侈品爆破镜头，隐喻财富的虚无与不堪一击，飞溅的红酒象征杀人流血

盗亦有道

穷人劫富，是本能；富人劫富，是觉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的自下而上革命，是屁股决定脑袋；资产阶级自我背叛、内部革命的故事，关乎智性良知，更引人深思。库普若想敛财，方法远多于普通人，作为经验丰富、人脉广阔的前金融大佬，做点“擦边球”的金融操纵投机，轻而易举还不犯法。当他选择成为小偷小摸的盗窃犯时，已经发出了他的宣言——用最低级的办法，搅动最腐朽的阶级。

“仇富”广泛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性本能。为迎合观众，《掩耳盗邻》学习《白莲花度假村》，把富人塑造成丑陋可恨的模样，但《掩耳盗邻》的可贵在于，它也兼具客观公正视角，与人本主义共情。《掩耳盗邻》中的富人们脆弱，岌岌可危，甚至可怜。越是富人，越不易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人生的杠杆更高，一旦杠杆失衡，失重感比普通人更甚。他们也更容易成为犯罪者狩猎围剿的对象，弱点更容易被利用，防不胜防，比普通人更易成为受害者。

阶级间的疏离与共情，在谜一般的安德鲁库普身上集中体现。库普行窃无疑是犯罪，但观众就是对他讨厌不起来，他是富豪中唯一诚实、不端不装、敢说真话的人，人们需要这个像佐罗般的骑士，去捉弄恶搞富豪，替天行道，在“为民除害”中完成自我谢罪。很多观众并不希望男主过早被绳之以法，希望他可以偷得久一点，受害富人多一点，最好一直失业下去，别再回金融圈忽悠百姓钱财了，还是继续薅富人的羊毛更好。法律面前，没有观众能说盗窃不是犯罪，但第一季尚未剧终的《掩耳盗邻》，已提前获得第二季续订，看来，多数观众还是希望犯罪能够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