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在6月7日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与会专家表示，短期内，特朗普关税面临挑战，中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大概率会形成中美双核驱动、更多国家参与其中的大循环格局。
5月12日，中美在瑞士日内瓦达成初步经贸协议，双方同意大幅降低关税水平，并建立磋商和会谈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表示，短期来看，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实施方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遭遇国内司法挑战。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定实际上是否定了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以及针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会绕开司法限制，推动针对特定产业、产品或者特定国家的关税。
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多国加征关税的行政令属于越权行为，禁止执行相关政策。一天后的29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批准特朗普政府的上诉请求，暂时中止了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定，同时要求原告和特朗普政府在6月5日和9日之前分别作出辩护和回应。
“对于行业来说，特朗普很可能通过提高或扩大232关税征收的范围来增税。实际上他已经将钢铁和铝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此外，半导体、汽车、制药等产业也可能会成为目标。”屠新泉说，在国家层面，特朗普可能通过扩大301关税的范围来增税，并且可能缩短301调查结论出台的时间来推行。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现在预测中美贸易走向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原因之一在于特朗普将关税作为一种谈判砝码，而谈判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就导致理解美国关税政策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策框架和博弈框架。现在需要更多关注一些外围因素，如金融市场、两党冲突等。
他进一步表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金融市场动荡、通胀、以及稀土等关键要素供应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贸易谈判进程和美国的态度。同时，经过中美激烈碰撞后，美国内部政治分化加剧，很可能是影响下一步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甚至可能超越前三种力量，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刘元春举例称，近期围绕减税法案，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之间的冲突、美国两党间的冲突、共和党左右翼间的冲突已经全面爆发，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一个关键短板。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激进的关税游戏，也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对于美国的认识，进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出现“时而强硬、时而认怂”的反复，但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存在。对美国而言，从大国发展逻辑来讲，对等关税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其实是美国内部深层次矛盾的一种体现。
他指出，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尽享美元霸权的红利，但也付出了制造业空心化的代价。“特朗普的政策转向就是要走逆全球化的道路，可能要‘逆’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就是全球化还没有开始、美元没有大量向外输出的这么一种局面。”徐高说，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短期来看，美国国内经济将受到冲击，美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已经出现了断崖式滑坡。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债务持续恶化，而美债的可持续性建立在美元霸权之上，这会对美元霸权形成威胁。
徐高还表示，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的上策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等方式刺激消费、增加总需求，但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策略，难度较大且需要时间，所以短期内消费或难以明显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可能还是要依靠投资这一中策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通过国内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来对冲外需的走弱，或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课题。
多位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在部分领域的脱钩可能会继续，但经济结构的互补决定了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表示，现在全球贸易被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量，就是对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对大国来说，国家安全的考量非常重要。
他由此提出全球经济“两驱化”的假说，即中美双方在部分领域自主独立，两者之间会互通有无，欧盟、东盟、非洲、拉丁美洲这些中坚力量会同时与中美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
屠新泉也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未来的世界贸易和经济可能是双头驱动，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很可能从直接联系，转向一种更扩散化的间接联系。他指出，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过去几年，通过第三方中转，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还在提高，所以以后“连接国”的地位或会越来越高。
屠新泉还指出，虽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有很大的话语权或者谈判筹码，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供给方，尤其是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最大供给方，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中美之间的经济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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