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本来是无情的”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我们年青的一代，真在受着时代的试练，并且担当了伟大的重任！许多事情当然不能尽如人意，您们的伤心也是免不了的！但是，爸！妈！您们难道不感到值得骄傲吗？……当然，不幸的事是不常来的，尤其这里环境是很安全，意外的事是不会有的，但是万一光临到你亲爱的儿子的头上时，那么，爸！妈！你们不要痛心！时代本来是无情的，我希望你们能瞭解我，并且同情我，赞许我的行为！——我是为了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子孙，和以后的人类，去夺取幸福和光明！”
上海市档案馆近期征集的珍贵档案中，有这样一封家书，于1944年1月31日从苏北抗日根据地寄出，辗转抵达上海，书信写成时正值农历正月初七，信中满载着对父母弟妹的殷殷牵挂，也悄然揭开了在日军铁蹄之下、山河破碎之际，一个普通家庭颠沛流离的悲欢故事。
1944年1月31日，沈希约化名赵海洲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写给父母的家书
战时沪渝两地书
1922年，沈厥成、赵慎一这两个在爪哇华侨学校任职的年轻人相遇了。
沈厥成因对国内的政治腐败和家庭不满前往南洋谋生，而赵慎一则是为反抗包办婚姻，经人介绍前来南洋。二人当时都在爪哇的华侨学校任教师，际遇相似且志同道合，这一对漂泊在海外的年轻人就此相知相爱，半年后结婚，在爪哇生下长子沈希约（小名燕）、长女沈鸿（别名沈晓光）。“希约”“晓光”意为“希望早日如约归国，见到光明”，“燕”“鸿”二字也寓指早日归国。
当时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尼政府反对侨民学习本国语言，所有的外来人口只被允许学习爪哇语。而沈厥成夫妇在爪哇各地华侨学校工作期间，始终努力宣扬中华文化，启发学生爱国思想，并时时与荷兰殖民政府展开百折不挠的斗争。1931年，迫于爪哇当局的压力，加之沈厥成的继母病危，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远渡重洋，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
他们回国不久，日本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也就在这个时候（1931年9月），沈厥成夫妇第三个孩子出生，父母给孩子起名“征东”，寄托“征服东洋”收复失地的期望。
沈家四口回国后定居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1932年9月到1934年7月间，沈厥成先后在上海澄衷中学附属小学、上海南洋女子中学任教。而赵慎一则在住所经营起了“普益制药社”，利用楼下客堂间制造用以消暑的“普益水”，也售卖一些其他药品，为家庭开销增添一份收入。
1934年9月至1937年11月，沈厥成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华侨学校教科书编辑室主任，为全球各地的华侨学校编写适合的课本。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侨务委员会迁到重庆办公，沈厥成则携全家前往浙江衢州避难。
1940年，因华侨学校急需课本，侨务委员会又电召沈厥成由香港经越南前往重庆，恢复编辑室。当年6月至1943年，沈厥成任重庆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华侨学校教科书编辑室主任兼南洋师资训练班教员，从此夫妻分居沪渝两地。
1942年，沈厥成摄于重庆和尚坡侨务委员会华侨教科书编辑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集中其侵华主要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轰炸时日本法西斯不分前线及后方，亦不以军事目标为主要对象，而把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等作为目标，还在轰炸中大量使用燃烧弹，给重庆造成了数万人的伤亡和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
身在上海的赵慎一，听闻重庆遭轰炸的情况，忧心如焚，故在这期间与沈厥成有密集的信件往来，频繁询问丈夫安危：
“你人好吗？我自四月廿九号接你信后，至今未接到你来信。我坐立不定，办事无心，眼光亦糊涂，因四月廿四号重庆遭空袭后，在这几天中，我总是提心吊胆，你不知我，理应在廿五号寄我一信，我若再过一星期不接你来信，也许我会忧急到不能起床。爱人呀！你以后当敌机炸后，你必须来信详告，使我不致为着无谓的忧急而伤我身。”
赵慎一更在此后多封来往信件中表达了关切之意：“知道四川屡遭汽车颠覆祸、轮船触礁祸、敌机轰炸祸，使我心更难受”，“此刻已下午六时矣，还未接你来信。你一生忠厚，我相信天道如有，你决不致遭危险。但因你四月廿号信中答允我，无论如何，每一星期必寄我一信”，“你处据人说又在轰炸，万望你珍重为要”……
然而两人分居两地，战时信件来往又迟缓，赵慎一只能空自焦急，别无他法。沈厥成多次提出让妻子前往重庆，此间又逢长子沈希约离家投身抗日根据地，在寄回的信件中也力劝母亲去与父亲团聚，赵慎一踟蹰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整理好家中生意债务等事宜，带着两个小儿子出发了。
彼时战事正酣，前往重庆的路途千难万险，沈厥成于1956年曾撰文回忆：
“其时抗战已六载，许多夫妇都分居上海、重庆两地，一知慎一要往重庆，即有二十几个妇女、小孩要一起走，我本托一熟悉路径的人，约慎一同行，途中可以有照顾，但一看到有二十多个妇女小孩要同走，就坚决拒绝说，经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是很危险的，只能一两个人偷偷摸摸经过，怎可带领大批妇女小孩前进。万一被敌人发觉，怎办？
慎一觉得大家都想家人团聚，任何人也不愿留在上海，应该帮助他们。途中一切困难，总可以有办法的。因此毅然由自己领带他们，越过界首的敌人封锁线，冒潼关敌人的大炮轰击。
当过日本封锁线时，是最困难的：人数这样多，无法偷过，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孩，又无法可藏……”
赵慎一虽知前途艰难，仍然抱着九死一生的决心，带着一众妇孺，一路绕道界首、西安、洛阳、潼关等地到达重庆，沿途虽艰苦备尝，但未损伤一人，可见她的善良勇敢及机智聪慧。
赵慎一到重庆团聚，是沈厥成在重庆期间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战乱时期，维生艰难，她给在校读书的二子沈征东的信中，偶尔提及家中账款未收进来，经济拮据，沈厥成也忙得脚不沾地。但不管怎样，家人在一起总是好的，夫妇俩还时常畅想战后的日子：“但愿经济能稍宽裕，与吾爱稍享安乐清闲之福，故常与吾爱谈及抗战结束后在杭州一带建筑清雅之小屋，则我俩白发苍苍者居于其中，其乐又何多耶！”
但天不遂人愿，世道多无常，短短一年后，1943年冬，赵慎一意外怀孕，于次年端午因难产离世。从此夫妇二人天人永诀，诸多美好期待皆成泡影。
化名写家书
在沈氏夫妻二人分居两地，赵慎一一边经营普益制药社以维持生计，一边为丈夫安危忧心不止之时，却不知，他们的长子沈希约已经悄悄参加地下工作了。
沈希约初三时就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学生抗日团体“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学协”），举办读书会介绍革命书刊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宣言，参与反对汪伪政府的护校运动等活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学校的注意，甚至家里都收到了一张要求家长“保证”子弟“在学校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后来回忆：“我对党所揭露的学校中汉奸教师的行为感到不满，同时对党所揭露的内战阴谋（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特别是皖南事变）感到义愤。党的耐心教育使我逐渐认识了国民党的政治面目，并且对党的抗日主张有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看了《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因此十分崇敬党的英雄斗争的历史。”
沈厥成在纪念赵慎一的手稿中写道：“长子燕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但被学校所觉察，几次来和家长联系。但慎一并未阻止，反认为是应该的。所考虑的仅是孩子的年岁太小，恐不能有什么成就，反影响学业，甚至作无益的牺牲。后来为了避免学校当局的注意，同意转学到别的学校。到了最紧张的时候，燕儿对母亲说：‘我已许身于党了。’慎一当时心里虽一愣，但随即平静下来，觉得他走的道路是对的。从此以后，即想尽办法为他作掩护。后来形势一天紧张一天，燕儿又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一切都不能承认，我是无论如何不承认的。’慎一听了，虽则日夜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他表面还是十分镇静。”
1942年11月李琦涛、沈鸿订婚证书，年龄有改动
作为极具学术热诚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沈厥成留有诸多遗墨详细记叙自己与家人生平经历，与夫人子女之间也常有通信往来，加之他爱好摄影，整理装订了许多对照片做了详细标注的影集。2024年10月，沈家将所归集整理的档案资料尽数捐献予上海市档案馆，这些资料虽经时代动荡、岁月变迁，但因有沈家人精心整理保存，如今我们才能从诸多书信文稿中看到这些吉光片羽。
在那个烽烟燃遍、山河动荡的时代，沈家这个平凡的家庭，同千千万万个乱世中的家庭一样，为避兵灾四处流离，也有亲人不幸死于战乱。但这个家庭又极不平凡，他们好几位家人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将自己的前程与国家兴亡绑定在一起，他们不知道自己走的路能不能抵达光明，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星火之力必能与万千志士之力汇集起来，中华民族必不会亡于侵略者铁蹄之下。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接收征集部工作人员）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