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用一句话概况刘萍的2024年，那就是“裸辞成为港漂”。
这一年，在被调侃为“职场中年危机”的35岁，刘萍告别了11年的电视台记者生涯，从平稳顺遂的事业单位一头扎进高速运转的“东方之珠”，坚尼地城一处10平米的住所是她的落脚点。
时针再拨转到前一年——2023年3月底，刘萍申请了“高才通”，三个月后正式加入“高才队伍”。
高才通计划是港府“抢人才”的一项主要措施。截至2024年底，香港高才通共收到约11.6万宗申请，近9.2万宗获批，超过7.5万名高才带同其家人抵港。
这个故事放在其他人身上，或许会被演绎为一次职业转型或跨城流动。而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刘萍选择南下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条件。
刘萍毕业于一所985高校，但她坦言，考上这样的学校在她那个年代只需“凭借一点点天赋和自觉”。而到了孩子这一代，可能需要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才能获得如此成绩。刘萍的大儿子在上五年级。进入三年级后，各种家庭作业和考试铺天盖地而来，孩子的活力似乎也一点点埋没在笔尖。
2024年6月初的一个下雨天，刘萍正式成为一名香港中环打工人。从体制内到市场化的私企，刘萍感觉自己从一个轨道进入了另一个轨道——从前是绿皮火车轨道，现在进入了高铁轨道，速度拉满。
香港的生活是另一套时间表——周六不是法定假日，下午2点到3点才是饭点，偶尔会有加班。初到香港时，她甚至会给眼前的景色自动加上记忆中的“港风滤镜”，但不到两三个月，周围的一切已变得熟视无睹。
“我对我的2024还是比较满意的。”在今年8月，刘萍将迎来她的高才通续签。顺利拿下后，孩子来港读书的事情就要提上进程了。
以下为刘萍自述，界面新闻整理：
我的身份在2024年迎来重大变化，从一名电视台记者变成了香港私企的打工人。在此之前，我跟香港的缘分停留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跟团旅行上。
其实内地人士到港发展早已不是新鲜事。如果我是一个男性，或未婚未育的女青年，成为港漂就是一次清醒的事业转型或一次普通的跨城迁徙。不过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来香港的目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在教育焦虑的驱使下，我的故事也有点“孟母三迁”的感觉。
来香港前，我唯一的一段工作经历是在湖北的一家传统媒体，一待就是11年。这种生活稳定，但也让我看到上升瓶颈。加上两个孩子先后上小学，功课压力增加，我不希望他们在过分“卷”的环境下压抑自己的个性和发展空间。几乎同一时间，香港通过高才通政策向各地人才抛出了橄榄枝。经历一番纠结，我行动了。
我认为，教育不是考高分，也不是刷题。而香港的教育理念跟我们的家庭观念很契合，学校会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更注重实践，这种教育可以让孩子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如香港的中学生，下午三四点钟就放学了，学校会给学生很多自主时间发展兴趣爱好。我的孩子属于活泼好动的类型，这种教育方式或许更适合他们。
现在我就职于香港一家教育公司，公司主要做各国家的留学，也有留学培训、插班、移民身份等业务。我负责公司的品牌和新媒体，也涉及市场营销、客户对接和老板IP的打造，事情比较多，每周要上5.5天班。工作内容跟我之前的就职经验息息相关，可以到处参观、采访、记录，再输出内容。
某种程度上，我在香港又走进了工作的“舒适区”。但不能否认，来到香港意味着进入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我是有危机感的。在这里，我需要体现我的价值，让老板足够信任我。
办理香港身份证期间，我认真考察了这座城市，坐在香港大学一处教室外沙发上，心里萌发了这样的念想：我希望我的孩子甚至我自己，能在这样的校园里心无旁骛地学习和思考。
我也加了一些教育展、去各个大学的开放日、跟学校老师交流，从不同维度了解内地孩子插班的业务。由于我们公司就是教育行业，日常工作中，我会接触到很多跟我相似的人，也就是香港教育来的新移民，这个群体经常来咨询，但是亲力亲为，不会委托给第三方办。
我原本的计划是第一年在香港找份稳定的工作，第二年就把孩子接过来读书。去年我也让大儿子来了香港一趟，给他办了香港身份证。不过，对于高才通来说，续签是一个关键，这个政策是动态的。在香港有工作并不能百分百确定拿到高才计划中较长的三年续签，港府的要求是“对香港有直接经济贡献”，会根据工作情况批不同的续期，两年、一年，最短甚至只有两个半月。
还有半年就是我的续签期，等这个事情落定后，我再考虑把孩子接过来念公立学校。最新的想法是，让孩子在家里再待两年，中学之前接过来。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稳定下来，也摸透了香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许是更成熟的时机。
来香港前，我发过一个帖子，“每个月赚多少钱才能接孩子来香港读书？”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没有答案，但是我更乐观了。在日常工作中，我接触过太多案例，丰俭由人。遇到过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工作、租房都没搞定，拖着行李箱就来咨询择校事宜；也遇过投资移民来的大老板，实现了财务自由，想把孩子送进顶尖的国际幼儿园但是碰了钉子。这个社会是有弹性的，见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案例后，我反而心里更有底了。
也有朋友会质疑，万一小朋友不适应香港生活想要回来怎么办？在我这也不是问题。我的初衷是想让他们体验另一种生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我也未必认为孩子一定要去大都市发展，或者要有多高的学历，但是让他们有那段经历很重要。
我把过去一年总结为“脱离了轨道后寻找人生秩序的一年”。对我而言，这也是一场对抗“母职困境”的出走。
母职困境，是指女性在生育孩子后会在职场上遭遇工作机会受阻、收入减少等困境。过去，体制内的工作只是保持了一种低水平的稳定，对家庭的照顾也让我不敢去改变。而到香港之后，我松绑了自己的思想，学英语、粤语，加入社区的乒乓球团和掼蛋群，考相关证书，花更多时间聚焦自己的成长。我对自己的定义也不是一个打工人，而是一个创业者，运营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还借了一些广告，算是小有成绩。
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个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我想用自己的行动向孩子证实世界的多样性，告诉他们，也告诉我自己：不要被任何的身份标签困住，要去探索世界、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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