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0日，应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阿瑜陀耶王朝宫廷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整理与研究”学术团队项目的邀请，泰国艺术厅考古司考古研究与发展处处长SupamasDoungsakan特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进行泰国新石器时代班考文化（Ban Kao Culture）专题讲座。讲座由项目负责人刘朝晖教授主持，秦小丽教授评议，博士生张爱星负责翻译工作。
SupamasDoungsakan是资深考古专家，长期致力于泰国史前文化研究，尤其在班考文化领域建树卓著。自1997年以来，她主持并参与了素攀武里府、北碧府等多处重要遗址的系统性考古工作，包括NongRatchawat、Ban Hua Ut、BanRakhangThong、NongPlaKradi、ThamYai、BanThaPho等地，为班考文化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关键材料。她还负责北碧府班考国家博物馆常设展览的学术内容策划，并推动班考文化遗址的保护及社区合作。同时，她在泰国古代硬陶生产地研究与定年工作方面成果丰硕，出版多部相关著作，为泰国史前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贡献。此次讲座，Supamas研究员结合自身多年的田野经验和研究成果，系统回顾了二战后泰国班考文化的考古发现、文物管理现状及其演变历程，并分享了她个人在相关考古项目中的参与过程与研究贡献，为听众呈现了泰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与深层思考。
一、泰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
在系统介绍班考文化之前，Supamas研究员首先回顾了泰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以便观众更好的理解班考文化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意义。
泰国早期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80-距今12.5万年），泰国北部南邦府（Lampang）发现了打制石器和直立人化石，年代与北京猿人大体相当。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2.5-距今1.17万年前后），智人广泛进入东南亚地区，在班武里府发现了泰国目前最早的智人化石（约距今2.9万年），这一时期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尚无成型墓葬。
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距今11700-距今4200年），泰国西、北部分布着和平文化（HoabinhianCulture），先民居住在山区洞穴，以狩猎采集为生，流行屈肢葬，这类葬俗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
新石器时代（距今4200-距今3000年），泰国进入农业定居社会，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一带，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南部沿海与邦帕功河流域（Coastline and Bang Pa-kongRiver）的居民，以海洋资源为生，存在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两种葬俗，并随葬有陶器和贝饰。其中屈肢葬墓主下颌骨圆润，与蒙古人种的方形下颌骨不同，显示出南岛语族体质特征。东北部蒙河流域（Mun River）流行土坑竖穴墓，多随葬红陶，另发现有瓮棺葬习俗。东北部锡河流域（Shi River）是班清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中部的巴萨河流域（PasakRiver）陶器表面流行刻划纹和压印纹，陶器形态与泰国西部他钦河-美功河流域（Tha-chin and Mae Klong River）分布的班考文化存在密切关联。
Supamas研究员指出，与中国渐进式的种植农业发展进程不同，泰国农业社会的出现具有“突变性”，在人骨、聚落和葬俗上与早期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截然不同，居住方式也从洞穴向平原地区转移。有学者认为，泰国农业种植知识可能由中国南部移民传入，途径云南、老挝进入泰国东北部锡河流域，但对于西部农业人群是经由缅甸陆地传入、还是南部海洋路线传入，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青铜时代（距今约3300-距今2500年）遗址主要分布于泰国中部和西部地区。此时期青铜器开始出现，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器物组合继续沿用至青铜时期。一些考古发现显示，有使用青铜丝绳修补新石器时代器物的痕迹，反映出不同文化阶段之间的过渡与延续关系。
进入铁器时代（距今2500-距今1500年），泰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逐渐扩大，出土有印度玛瑙、中国玉器，葬俗流行瓮棺葬和木棺葬，后者与中国岭南地区传统相近，反映出泰国在区域文化网络中的关键地位。
二、班考文化的考古新发现
讲座第二部分，Supamas研究员围绕班考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进行了系统介绍。她首先简要回顾了班考文化的研究历史。班考文化得名于泰国西部北碧府班考遗址（Ban Kao site），该遗址由泰国-丹麦联合考察队于1960-1962年间首次发掘，发现44座墓葬，出土遗物包括磨制石器、骨器、鹿角器和丰富陶器。丹麦考古学家佩尔索伦森（Per Sorensen）根据陶器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将班考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4200-386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500-3300年）、铁器时代（距今2500年以后）。
2009-2022年，为进一步厘清班考文化的时空演变，泰国艺术厅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和系统性发掘，发现40余处班考文化相关遗址，包括居址、墓地、石器作坊和原料采集点，主要分布于桂亚-桂诺伊河（KwaiYai-KwaiNoiRiver）与他钦河（UpperThaChin River）上游流域。新材料的发现显著拓展了班考文化的已知分布范围，为深入了解该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关键线索。
Supamas研究员指出，根据地理分布与考古材料，班考文化群体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活动于山区小谷地，人骨埋于洞穴，陶器以磨光黑陶为主。另一类则定居在平原农业区，多在土墩上埋葬死者，陶器以红陶占大宗，器形和纹饰更加多样。两类人群在居住形态、丧葬制度上各具特色，但仍存在资源交流与文化互动。
此外，Supamas研究员回顾了索伦森对班考遗址陶器的划分结果：指出其早期陶器组合包括三足器、沙漏型高柄豆、平底壶、高领圈足壶、折腹罐与圆腹罐等；其中三足器主要流行平原地区，而山地居民则更多使用圆腹壶和平底壶；晚期圈足器数量明显减少，各类圆腹圜底罐成为主流。她特别强调，居址和墓葬中的陶器组合与功能差异显著：居址多为日常炊煮器具，以圆腹绳纹罐居多；而墓葬中的陶器则种类丰富、制作精良，体现出强烈的丧葬仪式性特征。
在介绍班考文化的新材料上，Supamas研究员重点展示了他钦河流域的一系列新发现，并将其与班考遗址进行了比较。位于该区域的农拉查瓦遗址（NongRatchawat）出土墓葬多为仰身直肢葬，流行将陶器打碎后覆盖于人骨之上的葬俗；随葬陶器以三足器、陶豆、沙漏型高柄豆、高领圈足壶为主，与班考遗址相似，但部分器形进行了本地化改造，如高领圈足壶肩部加装四枚乳钉、圈足杯腹部加装牛角装饰。有学者认为乳钉可能象征女性特征，表达死者归于母体的观念，代表当地先民独特的丧葬信仰。类似丧葬实践也见于班华乌遗址（Ban Hua-UT site），但遗址内出土高领圈足壶肩部则另流行加装牛角装饰，并存在儿童瓮棺葬现象。
最后，Supamas研究员总结了班考文化地域性特征。尽管都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且普遍随葬陶器，但以农拉查瓦遗址为代表的他钦河流域多流行将陶器打碎后覆盖人骨、儿童瓮棺葬等特殊葬俗，而班考遗址则更多的将完整器置于人骨旁。
在随葬陶器上，典型陶器组合如三足器、高领圈足壶、陶豆、沙漏型高柄豆广泛分布于平原聚落，与班考遗址早期陶器组合高度一致，而山地遗址陶器在形制、颜色和工艺上则更接近班考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组合，说明该区域在陶器技术与文化传统上保留了更多地方性特征。
三、地域间交流与互动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Supamas研究员重点探讨了班考文化与周边地区考古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她指出，班考文化的出土地点大体可分为三个区域：西北部靠近缅甸的高山地带、中部以农拉查瓦遗址为中心的他钦河流域，以及西南部以班考遗址为代表的桂亚-桂诺伊河流域。
其中，农拉查瓦遗址作为连接西部班考遗址与中部帕萨河-华富里地区的重要节点，具有关键地理与文化意义。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展现出帕萨河-华富里地区的典型文化特征，陶土成分分析表明这些器物可能为外来输入。此外，陶器表面保留的竹编模印痕迹也与帕萨河-华富里文化区常见的工艺相似，进一步显示出班考文化与邻近区域之间存在多层次、持续性的交流与互动。
在讲座中，Supamas研究员还特别提出，“刻划与压印纹饰”(Incised & Impressed motifs)的装饰技法广泛分布于越南、柬埔寨和中国南部，她认为其传播路径可能与中国史前人群的南下迁徙密切相关。她援引索伦森的研究成果，指出班考文化的圈足器与中国屈家岭文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此外，人骨DNA的最新成果显示，班考人群很可能属于外来蒙古人种，这为班考文化与中国史前文化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生物学证据。
在随后的评议与问答环节，秦小丽教授与Supamas研究员就班考文化的时空分布、装饰技法、丧葬习俗、传播路径等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对话，尤其关注三足器在文化象征和丧葬仪式活动中的特殊意义。文博系师生也积极参与提问，讨论涉及三足器孔洞的标准化形式、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的演变关系，以及陶器技术与人群迁徙之间的关系。讲座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交流充分，体现出复旦师生对中南半岛与中国史前文化互动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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